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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困境源于教育资源的不足。根据《“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残疾学生义务教育权利得到了较充分的保障，但也存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的升学机会有限，残疾学生的职业教育学位严重不足的问题。数据显示，我国残障群体中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2%，且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特教体系的薄弱，让许多残障者连基础的读写能力都难以掌握。一加一的员工中，有人入职后还需要学习独立行走、纠正错别字，因为特殊教育未能提供足够的生存与发展技能。“特殊教育本应是赋能，却往往变成了次等教育的代名词。”傅高山告诉《中国慈善家》。

　　传统的残疾人就业安置，更是加剧了这种困境。长期以来，残障者的就业选择被严重窄化，视障者多集中在按摩行业，听障者多进入制造业流水线，心智障碍者则在街道职康站做着无市场需求的手工品，靠义卖“消费同情”谋生。“我在盲校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们长大了要当一个好的按摩师。”沈晓云说，这种单一的职业导向，让许多残障者产生逆反心理，却又找不到其他出路。更严重的是，部分残障者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高危工作。

　　2010年，一加一团队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委托，开始制作《残疾人之友》栏目。傅高山在工作中发现，盲人编辑们打字速度极快。由于盲文本身是双拼结构，他们掌握双拼输入法后，打字效率不输健全人。这一发现让傅高山萌生了培养盲人速录师的想法。然而，传统速录培训软件无障碍性差，培训方法不适用于盲人。团队于是联合专业速录机构，优化培训软件、调整教学方法，甚至加入自主生活技能培训，第一期便招收了7名视力障碍者和3名肢体障碍者。“我们当时没把握，想着肢体障碍者至少能保底。”傅高山笑着说。

　　经过18个月的刻苦训练，首批学员中30%成功上岗，被和睦家医院、云南某法院等单位录用。而普通人在速录师培训中，最终能上岗的仅约10%。一加一的参训者凭借不受视觉干扰、专注力强的优势，在庭审记录、医疗案例整理等场景中表现出色。“健全人速录师容易被会场环境分心，我们看不到，反而能更专注地捕捉每一个字。”一位盲人速录师说。尽管后来AI语音转写技术的普及让速录市场萎缩，但这次尝试让傅高山团队坚定了“岗位改造”的核心思路：不是让残障者适应现有岗位，而是通过技术优化、流程调整，让岗位兼容残障者的工作方式。

　　为了获得市场认可，团队从“二手单”做起，悄悄测试20余种标注业务，筛选出语音文本标注、指令分类等适合残障者的细分领域。2018年，他们终于获得某大厂的测试机会，两名视障者参与了该企业产品的用户指令标注。“企业一开始只给了10个名额，怕我们做不好。”傅高山回忆。但一年后，发现这10名残障员工的工作质量远超其他供应商，而且由于就业机会稀缺，残障者格外珍惜工作，稳定性极强，人员流动率更是几乎为零。到2021年，一加一成为该企业这一业务的唯一供应商，高峰期有60余名残障员工参与项目，分布在上海、深圳、西安等地。

　　这种转变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王晓晓的同学在一家公司上班时，恰好接待了傅高山带领的一加一团队。“我同学看到高山也有视力障碍，他还有个同事和我一样是烧伤，可他们的生活状态特别积极，还都成了家。”同学的反复开导，让王晓晓动了心，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一加一的公益培训。“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残障朋友，有坐轮椅的，有看不见的，大家聊起各自的经历，感觉都很积极乐观，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孤单了。”王晓晓说，以前总觉得世界对自己不公，可听了其他人更坎坷的故事，再对比他们乐观的态度，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心态。

　　残障融合就业的实现，离不开全链条的支持体系。《中国慈善家》在实地走访中了解到，一加一构建了“岗位筛选-障碍破除-技能培训-就业实训-持续支持”的完整服务链，为残障者提供全方位保障。在岗位筛选阶段，团队会深入企业调研，评估岗位的无障碍改造空间；障碍破除阶段，联合技术公司开发适配工具，优化工作流程；技能培训阶段，采用“社群经验分享”模式，由有经验的残障者传授技能，比专业老师更具针对性；就业上岗后，还会持续跟踪，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

　　为了扩大就业覆盖面，一加一还积极推动“社会企业”模式，通过商业力量实现就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与纯粹依赖捐赠的公益项目不同，一加一的就业项目通过为企业提供服务获得收入，再将部分利润投入到岗位改造和技能培训中，形成“商业反哺公益”的良性循环。“只有实现可持续运营，才能帮助更多残障者。”傅高山说，目前团队已累计为上百名残障者提供稳定就业，其中有速录师，有在数据标注领域长期任职者，还有人转型为项目管理人员。

　　“能给我们机会的企业并不多，我们去和人家谈合作，拒绝的远远多于同意的。”傅高山说。首先是观念上的滞后，很多企业是以残障者是否可以满足岗位的已有模式为前提，比如常见的残障类招聘要求“轻度肢残”、制造业大量招收“听障群体”等，这种“安置”模式往往将残障者物化为“廉价劳动力”“低期望值的税收减免工具”“没有晋升空间的多元化符号”，忽视了更多迫切需要就业的所谓“重度”残障者作为差异巨大的个体所应享有平等机会、尊严与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