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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道是1931年到闽北任分区委书记的。他早年投身革命，中 学时代就在南昌二中参与发起组织“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去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曾担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和北京学 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参加过著名的三一八运动。大革命时期先后在横 峰、南昌领导革命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过八一南昌起 义，尔后遵照党的指示，同方志敏、邵式平等一起，领导了弋横起 义，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人之一，担任省委组织部部 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代理省苏维埃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 行委员等职。1931年，因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被排斥 出省委常委，调闽北任分区委书记。从1931年到1937年，除在一个短 时间到闽赣省委担任领导工作之外，他一直战斗在闽北，为闽北根据地 和红军的建设，付出了全部心血和精力。

　　1933年9月，第五次“围剿”开始，敌人占领黎川、光 泽，建成从江西南城经黎川、光泽，至福建邵武、顺昌、南平的封锁 线，割断了闽北苏区同中央苏区的联系。1934年10月，主力红军离 开中央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赣东北苏区， 进军皖南。敌人集中第七十六师、十二师、二十一师、五十六师、新 编第十一师、独立第四十五旅、“剿匪军”第二纵队和闽赣两省的部 分保安团队，共十余万人，进一步加紧对闽北根据地的进攻。而我军 只有原闽北独立师改编的红七军团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闽北独立一 团、独立二团、红三团和各县独立营、区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总兵力 5000人左右。到1934年年底，敌人凭借优势兵力，构筑碉堡，龟步 前进，先后占领了崇安县城和星村、黄坑、石塘、二都桥等城镇；根 据地各县陆续转入游击战争，只有以大安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中心 区域，暂时还比较安定。

　　这时，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四十五旅从铅山和崇安两个方向南 北对进，矛头都指向闽北根据地首府——大安。南线，独立第四十五旅 向崇安以北的四渡桥猛扑，我分区教导队一部，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碉 堡，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依靠红军战士高昂斗志，顽强地阻击敌 人。从1935年1月3日到10日，经过八昼夜的浴血奋战，给了敌人以 很大杀伤，但终因力量悬殊，不得不撤出战斗。随后，敌人继续向我洋 庄、路口、小浆一线修筑碉堡，步步逼进。北线，第十二师占领铅山以 南的紫溪后，继续向车盘、分水关进犯。

　　黄道回顾中央苏区的广昌保卫战和赣东北苏区的猪头山、赭亭 山、老鸦尖之战，我军打得很英勇，但都没有阻止敌人的进攻；而赣东 北起义时，红军数量虽少，但依靠人民群众，以游击作战与敌周旋，却 能由少到多，由弱到强，建立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 想到闽北苏区情况，以5000之众面对十万强敌，力量如此悬殊，要死 守一地绝难守住，要处处设防将防不胜防。四渡桥一仗，给敌人以大量 的杀伤，自己伤亡也不小，最后不得不撤下来。现在我们有一支很能打 仗的部队，有一块基础很好的根据地，有根据地中觉悟很高的群众，如 在武夷山区打游击，则可以同敌人长期周旋。

　　因为原来的苏区党、团组织都已公开，有些一时无法找到地方 隐蔽的，还采取过一些特殊办法。譬如张采姬，为了派她 回去坚持隐蔽斗争，在撤出大安以前，团分区委曾专门开过一次支 部大会，批评她“政治动摇”,宣布“开除党籍”,遣送回家。会后 曾镜冰亲自找她谈话，布置了隐蔽斗争任务，秘密发给她党籍证明。 她在洋庄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领导群众反抓丁，给红军游击队送 情报，送粮食，买物资。后来在一次策动敌人起义时事泄，被敌人 砍了13刀，身负重伤。

　　三 、为使各主力团队更加机动，以分为主，能分能合，分散时能 在全分区范围穿插自如，必要时又能集中歼敌，决定重建闽北独立师， 黄立贵任师长，卢文卿任政委。下辖四个团：以五十八团两个营为基础 组建一团，闽北独立一团为基础组建二团，五十八团一个营和分区直属 机关精减的人员组建三团，独立二团为基础组建四团，全师3000人。 1935年2月12日，闽北独立师宣告成立，2月14日各团即按计划分散 活动。黄立贵、曾镜冰率一、三团到江西铅山地区，二团留在崇安、 广浦地区，四团去建阳、邵武、光泽地区，配合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 开展游击战争。

　　就在这天下午，从一张上海的《新闻报》上，看到北上抗日先遣队 失利和方志敏被俘的消息，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晚饭时，黄道 一再叮嘱黄立贵，形势可能会更严重，活动也将更困难，要有这个 精神准备，下决心使自己的思想行动，尽快适应新形势，到资光贵后， 要随时注意掌握情况，或留资光贵，或到邵顺建，或去建松政，你们可 视情况变化自行相机决定。李德胜则拍着胸膛说：“没有问题，就是战 到最后一个山头也能坚持。”他表面上似乎很勇敢，心灵深处却想到了 “最后一个山头”,流露出惶惶不安的悲观情绪。

　　当晚，黄道久久不能成眠。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想到多年患 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断轻轻呼唤着方志 敏的名字，串串泪水夺眶而出。我坐在他身边，安慰他说：“爸爸， 不要听敌人那一套。就会吹牛，今天说抓住了这个，明天又说抓 住了那个，他们不是也多次说过抓住了你吗?其实谁也没有给抓住，这 次肯定又是在吹牛。”他摇了摇头，神情庄重地说：“你不懂，这次可能 是真的。赣东北的情况已不同当年了。”接着又说：“从早期革命活动到 赣东北起义，志敏、式平和我，都是亲密的战友，共同经历过多少艰难 困苦。现在志敏被俘，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赣东北人民失去了敬爱的 领袖，当然悲痛。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后我们的担子更重了。”

　　第二天，我们转移到离篁村15里的东坑，敌人随后进了篁村。下午， 李德胜对黄道说，他打算到前面去看看情况。黄道同意了，并 且叮嘱他多带些人，注意安全，早点回来。谁知他只带了一个参谋和一 个警卫员。出去不久，警卫员押回一个篁村出来“打鸡子”的俘虏，说：“司 令员还要到前面继续侦察。”晚饭前，参谋也回来了，说是快到篁村时， 司令员要他先回来汇报情况：“敌人已在篁村宿营，司令员还要到前面 去看看。”还带回了李德胜的一件皮革大衣。

　　刚到桐木关，后卫传来发现敌情的报告。黄道明白，原来的判 断已得到证实，最坏的情况出现了。他命令教导队留下一个排掩护，机 关迅速向三港转移。在离桐木关五里左右的一个小村边遇到吴先喜、温 卿绍、彭喜财，原来他们率领四团，正在三港一带活动，得到消息 特地来迎接我们。黄道高兴地说：“你们来得正好。”随即简单地向 他们说明李德胜已经叛变，正带领敌人追击我们，并指示他们立即派专 人带电台转移到安全地带，其他问题到三港再作研究。

　　这时，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我们每个人携带的一点粮食 吃不了几天，群众也没有余力支援我们，大家只能节省着吃。记得有一 次五斤米做了100多人的“稀饭”,清可见底， 一碗粥也捞不到几颗米 粒。粮食越来越少，就上山挖蕨根、竹笋和苦叶菜、糯米藤之类的野菜 补充，黄道和吴先喜决定尽快转移出去。但路口有敌兵把守，有位老人 说30多年前有人从小路翻过黄岗山，走50里能到江西。循着这条线索， 派人寻找了几天，路的影子也找不到。吴先喜说：“找不到路，就 砍出一条路走。”可在深山密林中，开路谈何容易!一个排砍了几天， 还砍不到三华里。

　　离开北坑到溪源，得知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途经闽北，将转 到浙西南，已到车盆坑。分区委决定越过封锁线，回师大安以东地区。 入夜，我们站在大安后面的高山上，看到从大安到黄连坑，沿路已燃起 堆堆篝火。没多久又听到清脆的枪声，侦察员打响了，知道敌人已有准 备，撤回浆源待机。几天以后，再从大安以北越过封锁线。那天晚上， 细雨绵绵，天暗路滑，走的又是羊肠小道，行进速度很慢，掉队的 不少，拂晓时，仍有少数人过不来。这次虽然没有受到大损失，但是又 一次暴露了领导机关的行踪。

　　4月以后，情况更为严重。敌人已经修建了几十条封锁线，将根据 地中心区域分割成几十块。所谓封锁线，实际上就是碉堡线，每隔几百 米构筑一座碉堡。每座碉堡守敌不多，但碉堡之间火力可以互相支援。 再在封锁线上的重要村镇，设置据点，驻以重兵，利用封锁线分区轮番 “清剿”。他们妄图用这种办法隔断根据地的相互联系，消灭红军游击 队。按照陈诚的说法，这叫作“撒开大网捕鱼”。还有更狠毒的一招， 叫作“移民并村”。强迫据点外的群众搬进据点，在他们难于控制的地 方制造“无人区”,拒绝搬迁就以匪论处。在据点里建立保甲制，实行“连 坐法”,粮、盐、布和药品实施配给，进出据点要严格盘查，查到携带粮、 盐、布、药等物资出据点，就以通“匪”治罪，他们妄图用这种办法隔 断红军游击队同群众的联系，断绝我们的衣食来源。按照陈诚的说法， 这叫作“抽干塘水抓鱼”。

　　对敌人的“分区清剿”,也有办法对付：人多目标大，就化整为零； 住村庄受地形限制，就在山上露宿；条件稍好，还可以自建茅棚，怡然 自乐。“搜剿”的敌人时常会派人在制高点上瞭望，通过发现炊烟寻找 游击队的踪迹，我们就天亮以前吃早饭，天黑之后做晚饭，中午带餐冷 中饭，昼伏夜动，学会一手能打、能跑、能躲的本领。有时白天睡足了，晚上没行动，就望着天空认星星学习辨认方向。黄道常常利用这种 机会给我们上课，讲哲学，讲政治经济学，讲革命历史。

　　4月中旬，我们在车盆坑北面的王子袋，曾遇到过敌人的一次夹击。 那天吃过中饭，发现敌人从村子前面上来，前面刚刚打响，后山上的军 事哨也发现敌人。在教导队的掩护下，分区领导机关沿着村左的小道转 移，谁知这是一条群众砍柴路，走不到两里就没有路了。这时掩护部队 已经跟上，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吴先喜当机立断地说：“们， 路是人走出来的。”说完，他坐在地上，两手一撑，顺着山坡滑了下去。 大家也抱着枪，跟着滑了下去。趟过小溪，爬到对面的山头。就这样，滑坡，上山，再滑坡，再上山，翻过两座山头后，终于甩掉了敌人。黄 道望着对面山上时隐时现的敌人，风趣地笑着说：“还是我们滑行 的速度快啊。现在敌人追不上了，走吧，们。”

　　王子袋突围以后，集合部队继续顺着山脊往上走。那一天，雨过 天晴，风和日丽，我们坐在高山上，用望远镜向周围一看，好家伙，从 廓前到长涧源，从坑口到车盆坑，从地源到温林圳，都有敌人在活动。 黄道和吴先喜判断，敌人正在进行一次大“清剿”,决定迅速 摆脱福建之敌，转到江西方面活动。队伍陆续登上了武夷山脉的仅次于 黄岗山的又一高峰——五府岗。据说这五府岗能够看到福建延平府和建 宁府、江西广信府和饶州府以及浙江衢州府。翻过五府岗，顺着北梁往 下走，出了寮竹关，进入江西省。当晚，住在五府岗山下的金竹排。这 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属江西上饶管辖。我们在金竹排了解 到，江西的敌情尚无变化，遂决心集中二团和四团，夺取敌人防守薄弱 的甘溪镇。

　　部队清晨从金竹排出发，黄昏时分到达距甘溪五华里的金钟山，听到前面山上传来阵阵螺号声和叫喊声，那是金钟山的大刀会正在向甘溪 敌人报警。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帮了大忙，当时夜幕 开始降落，山道迂回曲折，他们只看到前面的尖兵排，后面看不清楚， 便大喊大叫：“红军来了，只有40几个人。”我们听到大刀会的叫喊， 立即跑步冲向甘溪。黄道、吴先喜见敌人已有准备，用机枪封锁了 街口的木桥，便命令部队撤向金钟山休息待命。经过进一步侦察，知道 当天下午刚刚从上饶来了“剿匪”军二纵队的一个营。这股敌人尚未同 我们打过交道，还没有吃过苦头，估计他们天亮后极有可能出来搜索， 于是决定在金钟山和甘溪之间打一个伏击战，歼灭搜索之敌，相机夺取 甘溪镇。

　　这一仗，虽然没有占领甘溪，但全歼敌人两个连，抓了几十个俘虏， 缴获四挺轻机枪、200多支步枪和一批军用物资，痛痛快快地打了一个 漂亮仗，这是闽北红入游击战争以后，第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部队带着战利品离开金钟山，在毛楼、禹溪休整了几天。这一带，还没 有经过土地革命，地主钱多粮足，人民却饥寒交迫，红军一到，就将地 主的存粮分给劳苦大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几日，真是处处军号 嘹亮，人人喜气洋洋；还有不少青年参加红军。

　　7月，黄立贵率部队从建(瓯)松(溪)政(和)回来，向黄 道汇报了建松政地区敌人兵力空虚、部队回旋余地大的情况。黄道 非常高兴，建松政的经验，使他的设想进一步得到了验证和补充。 8月，在黄道的主持下分区委在黄龙岩召开了扩大会议，听取黄立 贵的汇报，总结半年来游击战争的经验，研究今后的作战方针和政 策措施。出席会议的有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曾昭铭、王助、 饶守坤等。我当时是共青团闽北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分区儿童局 书记，实际上主要作分区委的秘书工作，担任会议记录。

　　黄立贵汇报的要点是：建松政地区敌人正规部队不多，主要是 地方民团，都驻在较大的集镇上，构不成封锁线；行动较方便，回旋余 地大。地主基本上没有被触动过，圈有猪，仓有粮，家有钱，市场比较 活跃，物资供应较容易解决。困难的方面主要是群众基础差，大刀会势 力较强；但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正在变化，群众对红军逐渐有所 了解，有的地方已有一定的基础；大刀会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地主豪 绅控制的反动武装，有被逼上梁山的“绿林”武装。经过几番较量，内 部正在分化，一个叫作林熙明的大刀会首领，已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

　　黄道讲了话，将他反复考虑的想法，提请会议讨论。他说： 敌人兵力集中在苏区，人民蒙受巨大的灾难，军队作战和生活也极为困 难。敌人后方实力空虚，供应不成问题，我们不能只在苏区同敌人周旋， 要敢于大胆打到敌人的后方去，调动敌人，打击敌人，使敌人防不胜防。 他风趣地说：你搞到我的家里来，我为什么不能搞到你的家里去!我们 要以老区为依托，主动挺进敌后，站稳脚跟，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要 逐步学会在新区打仗，研究一套新区政策。这些方面做好了，就能立于 不败之地，取得闽北游击战争的主动权。

　　经过反复讨论，与会一致同意黄道的分析、判断和意见。 会议确立了“以老苏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和外线相结 合，开辟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会议还根据新区情况，制定了一些新 的战术原则和斗争策略：采取更加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以分为主，时 分时合，奇袭、伏击，出奇制胜，善于捕捉战机，又善于摆脱敌人；紧 紧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利益，建立秘密党组织，发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团 体，隐蔽精干，长期坚持；采取正确政策，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将没 收地主土地改为向地主筹款和减租减息；将建立苏维埃政权改为分化、 争取保甲长；对大刀会区别不同的情况，打击坚决与我为敌的反动武 装，争取“逼上梁山”的绿林队伍。

　　黄龙岩会议以后，我主力部队分别从建松政、邵(武)顺(昌) 建(阳)和资(溪)光(泽)贵(溪)几个方向挺进，重点在建松政， 这里回旋余地大，是闽北、闽东、浙西南三块根据地的接合部。黄龙岩 会议后，即由饶守坤、王助率二团挺进到建松政；黄立贵、曾镜冰率第 二纵队先到邵顺建，尔后又率二纵一部回到建松政；叶全兴率三团在崇 安、浦城、建瓯之间活动，同建松政相呼应；彭喜财率四团去资光贵地 区，并配合刘文学在资光贵斗争。

　　敌人回师后方，新区的斗争又面临新的考验。他们虽然无力再在 这样广阔的地区构筑碉堡，建立封锁线，也不能在这些地方搞“移民并 村”,但是可以利用他们在通讯设备、交通工具、武器装备和兵力上的 优势，采用“前堵后追”的方法对付我们，在主要城镇配置重兵，一日 发现我军，立即以数倍于我之兵力穷追不舍，前面再派重兵堵截。如果 说，以前在内线主要是转移难，行动困难，吃饭困难，到了外线，则是 跑路多，打仗多，有时天天跑，天天打，边跑边打，边打边跑。对于这 种情况，虽然黄龙岩会议估计到了，研究了对策，大家精神上已有所准 备，但开始一段时间，毕竟实践经验不足，也曾经吃过一些苦头。

　　吃一堑，长一智。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我们逐渐掌握了一套对 付“前堵后追”的办法，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往山里一靠，隐蔽起来， 让尾随之敌走过去，然后转身往回走，敌人再回过头来，我们已经舒舒 服服地睡了一觉。有时利用茫茫夜色，派个小分队从敌人眼皮底下钻出 去，制造假象诱敌去追，主力乘机摆脱敌人，等他们发觉上当，我们又 赢得了宝贵的休息时间。有时背靠大山，敌人来追，就“叫花子打狗， 边走边打”,慢慢打，慢慢走。从山脚打到山顶，从白天打到天黑，夜 晚再向山的另一边滑下去，敌人绕大路，要比我们多走几十里。就这样， 总是以逸待劳，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拖得他疲惫不堪。有机会，就 在敌尾巴揍上一拳，抓几个俘虏缴几条枪。有时，还可以利用有利地形 打个伏击，取得更大一点的胜利。1936年2月，黄立贵、曾镜冰 曾经采取这些办法，牵着周志群的新编十一师，从建瓯、顺昌、将乐、 建宁、泰宁、光泽、邵武一直拖到建阳，行程千余里，把他们肥的拖瘦， 瘦的拖垮，最后在建阳界首设伏，毙、伤敌300多人，打了一个漂亮的 伏击战。

　　我们在新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只向地主筹款和减租减息，有利于 争取多数，缩小打击面，避免树敌过多。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能使新 区群众得到实际利益的办法，有利于分化、瓦解，教育和发动群众。使 群众了解我党我军是处处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谋利益的。我们对保甲长 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除少数罪大恶极、坚持与我为敌必须严厉惩处者 外，凡愿意接受我们约法三章(不欺压百姓，不给敌人传送情报，帮助 我军筹款筹粮)者，一律给予保护。在我党政策的号召下，多数保甲长 愿意与我们合作，不少人还能为我收集情报。

　　争取大刀会的工作，成绩显著。大刀会是当地延续了数百年的群 众武装组织，有的已被地主劣绅控制，坚持与我为敌：有些是“逼上梁 山”的绿林武装。但帮派观念已很重，对红军很不了解。我们刚到新区 时，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同当地大刀会较量一番。他们临阵吃符念咒， 自恃刀枪不入，惯于集团冲锋。三板斧确也有些厉害，不小心很容易被 冲垮。经过几番较量，我们找到大刀会的弱点：怕见流血，怕见死人。 我们使用机枪、手榴弹对付他们的集团冲锋，每个班配备两根晒衣服的 竹叉子，专门对付大刀会的梭镖，一叉二绞三拖，准将梭镖头拉下来。 这样，狠狠地打击与我为敌的大刀会的反动气焰，打出了经验，打出了 威风，使他们见到“两只脚”(轻机枪)就害怕。

　　说到林熙明，此人颇有点意思。他30多岁，出身贫苦，略通文墨， 当过几年兵，是一方的大刀会首领，拥有一支百余人的脱产队伍，在建 松政地区很有点名气。我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头戴一顶黄色小生 帽，身穿一件大黄袍，长袍上用朱砂密密麻麻地写着各方神灵，从玉皇 大帝、太上老君、释迦牟尼、孔老夫子、齐天大圣、关圣帝君一直到刘 伯温，应有尽有。他还一心想当皇帝，不愿俯首称臣。所以将“熙”字 改写成“照”字。他的队伍号称“顺天救民军”,一面杏黄色的大旗周围滚着金边，四角绣上“顺天救民”,拱卫着中间一个斗大的“林”字。 他同当地土豪劣绅的矛盾很深，几次受到政府的通缉。同我们合 作以后，为我们争取其他大刀会出过力，还与我们联合作战过。在他的 要求下，黄道、黄立贵、饶守坤等，都曾先后同他结拜为兄弟。争 取大刀会的合作，非常有利于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

　　我们的老根据地，有了一批住有群众的大小村庄，有几块较大的活 动地区，其中最大的一块是大安东北、岚谷以西，包括长涧源、坑口、 车盆坑、大王阁、五里排、王子袋、禹溪、温林圳、地源、磨石坑、廓 前、苦竹畲、岚头、里泽、黄龙岩等几十个村庄，还有大安以南、星村 以东的溪源、浆溪、双溪口、北坑以及星村以南，麻沙、界首以北的竹 鸡笼直到光泽的猪母岗、大洲等等。留在苏区的各级领导机关和红军游 击队，行动上也比较自由了。

　　随着敌人控制的逐渐削弱，老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又活跃起来了。 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重建党的支部、恢复各村苏维埃政府以及妇女、青 年、儿童团等组织；领导和组织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岚头、廓 前、大洲等地还建立了供应站，对解决部队的给养起了很大的作用。苏 区青年积极报名参军，我们的队伍逐渐扩大了。到了1936年上半年， 闽北根据地扩大到东至松溪、政和，西至金溪、资溪，南接将乐、泰宁， 北达广丰、浦城，包括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内线外线可以密切配合， 几块游击区可以互相支援，红军游击队可以往返穿插，游击战争的新局 面已经打开。

　　会上，首先由双方介绍了情况，交换了意见，认识是一致的。接着， 叶飞提议成立闽浙赣省委，请黄道主持省委工作，以利统一领 导，统一行动。他说，已同粟裕见过面，这也是他们的一致意见。 黄道感到成立闽浙赣省委的条件还不成熟，而且粟裕、刘英没 有来，也不能作出具体决定，请叶飞将他的看法转告粟裕、刘英。 尔后，研究成立闽赣省委。叶飞提出闽东参加闽赣省委，希望闽北 调一位军事干部到闽东独立师工作，黄道表示同意。会议决定成立 闽赣省委，黄道任省委书记，同时还决定调卢文卿到闽东独立 师工作。

　　有一天，我们过建浦公路后住在一个村庄里，前有小溪，后有高山， 村子两头都有门。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大约8点多钟，林熙明按 惯例到外面去拜菩萨，发现夜雨中时隐时现的手电亮光，估计是尾追我 们的敌人，马上就跑进来报告。林熙明话未说完，村外就响起了密集的 枪声。听到枪声，黄立贵一面说：“不要慌，是民团狗。”一面率领警卫 排冲了出去。一个冲锋，将敌人打退半里多路，乘势占领村外的土地庙， 掩护领导机关转移。第二天，我问黄立贵：“明明是的正规 军，你怎么说是民团狗?”他哈哈大笑地说：“我早知道是正规军，民 团狗哪有那么多的机枪，我说是民团狗，大家就不紧张了嘛。”

　　几天以后，路过有名的封建堡垒浦城县的十八村，当地的民团利用 浓雾不断对我们打冷枪，以后又遇到堵截的正规部队，为了抢占 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山头，教导队长光荣牺牲。最后在樟村还打了一仗， 前面的制高点已被敌占领，后面尾追的敌人也逼了上来，集中火力，前 后夹击，妄图将我们歼灭在一条右靠高山，左临悬崖的窄路上。黄道同 志沉着指挥，黄立贵率部阻击尾追之敌，吴先喜率部向堵截之 敌发起猛烈的攻击，夺取制高点，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

　　1936年底，集中第四十五师、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 十六师、六十三师、五十二师、八十师、独立第六旅及闽赣两省保安团 队，对闽北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敌人兵力突然激增，形势发生急剧变 化。敌人只要发现我军，即使是少数部队，也立即投以重兵，围追堵截。 一时，各个地区的处境都极为困难。当时我们还没有同党中央取得联 系，不了解全国总的形势，思想准备不足，交通又极不方便，特别是敌 人兵力集中，来势非常凶猛，有些部队损失很大，不少壮烈牺牲。 后来才清楚，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迫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主张，停止了对我中央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却采取“北和南剿” 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妄图一举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

　　同年初，黄立贵率领的部队在将(乐)顺(昌)泰(宁)地区 遭到敌人的疯狂“追剿”,部队分散为若干小分队，同敌人周旋了几个 月。将顺泰同闽北老区隔了一条富屯溪，一条公路，一条封锁线月，他亲率一个排，打回富屯溪北岸，在邵武县洒溪桥沙 田村梧桐际山厂休息时被敌七十六师和福建保安五团包围。这位雇农的 儿子，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闽北红军的卓越领导人——我们的黄 立贵师长，为了掩护部队突围，不幸壮烈牺牲。

　　黄道和大家同甘共苦，始终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坚定的革命 信念，顽强的革命斗志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教育和激励 着们。记得有一次粮食供应不上，我们煮了一大盆又苦又涩、无油 无盐的野菜，们望着碗里的野菜，实在难以下咽。黄道盛了一 大碗，和大家坐在一起，笑着问：“你们说说，什么时候最快活?”同 志们你一言我一语争着发言，这个说：“打个胜仗最快活。”那个说：“跑 路累了，睡一觉最快活。”黄道说：“你们讲得都对，不过要我说呀，” 他风趣地用筷子敲了敲碗，“今天肚子饿了，吃碗野菜最快活。”说得 大家哈哈大笑。苦涩的野菜也在笑声中不知不觉吃完了，他自己连野菜 汤都喝光了。对于这种艰苦的生活，黄道在以后给友人的信中，曾 经自我总结说：“在这十年中，我经受过人所未经受过的艰难困苦的生 活，尝受过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对于我却是滋滋有味的生活。”这段话，正是他一生艰苦奋斗，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 真实写照。

　　为了适应新形势，迎接革命新高潮，促进全民抗战新局面的形成， 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月，省委作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民，不论职业、团体、宗教 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3月， 成立了以黄道为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为副主席的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 会，并以他们三个人的名义向江西、福建两省当局发出“快邮代 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在省委会议上，黄道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进我们多 灾多难的祖国，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 求抗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应当站在群众的前头，积极领导 人民投入到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去。省委决定，同意举行谈判，确定 大洲为谈判地点，指定黄知真、邱子明为我方谈判代表，并为谈判制定 了明确的方针。与此同时，黄道、曾镜冰还写信给南京八路军办事 处，请求中央指示。

　　9月下旬，我和邱子明同江西省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 诚、光泽县县长高楚衡在光泽大洲村进行了为时一周的谈判，在谈判 中，我们坚持省委确定的方针，挫败了他们企图将闽北红军改编为江西省保安团的阴谋，争取接受我们的条件： 一、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二 、释放政治犯；三、划出江西省铅山县为我军集结、驻防地点，负 责集结期间的我军粮秣、军需供应，保证我派出一名负责向党中央 请示工作的途中安全。我方同意：一、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二、停止 建立苏维埃政权；三、闽北红军改编为“赣闽边区抗日义勇军”,其他 一切听候我党中央指示。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由黄道、曾镜冰亲 自下山拍了板。周、高去了以后，来信转告我们，谈判结果已经得到国 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认可，并指定吴仰山负责铅山防务的交接 事宜。

　　黄道、曾镜冰与江西省政府交接代表吴仰山见面以后， 我奉命先到石塘。当我第一批部队进入石塘时，吴仰山陪着我们，一个 碉堡一个碉堡地进行交接。交接完毕，他们离开石塘镇。随后我各纵队 陆续到石塘镇集中，省委负责和省委机关也进驻石塘。一些战斗中负伤、失散的，从监狱中营救出来的，由上海、无锡等地投身 革命的热血青年，也纷纷来到石塘。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终于取得 了胜利，武夷山上鲜艳的红旗继续迎风招展。为纪念这一光辉业绩，省 委决定给每位参加三年游击战争全过程的颁发“闽赣边区坚持斗争 纪念章”。当时发了170枚，应得到纪念章的可能不只这个数，但是也 不会太多。这是一个什么数字?我手捧着光荣的纪念章，想起牺牲的革 命先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红军回来啦!”老区人民欢欣鼓舞，青年们纷纷要求参加新四 军。母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场面又重新出现，到处热气腾腾，人人意气 奋发。1938年初，五团已发展到一千三四百人，编成三个营，每连配 备一挺机枪。这样的装备，现在看来是少得可怜，在当年却是相当可观 的。营、连干部都很强，除原来在闽北坚持斗争的陈仁洪、王荣森、马 长炎、谢锐等外，还有从中央调来的阙中一等。尽管如此，整 编工作，特别是整编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依然很繁重。许多虽然听 过传达，经过学习，认识有了提高，然而一旦要取下缀有五星的八角帽， 换上嵌有帽徽的军帽，感情上硬是接受不了。我们同军队 整整打了十年，多少流血牺牲，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多少房屋化为 灰烬，多少村庄满目疮痍。每个的心里，都深深地刻有痛苦的伤痕。

　　黄道亲自领导干部、战士学习，给们上课，找同 志们谈话。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红军战士，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 实现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现在日本强盗侵入我们的国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 求。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就不可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 我们不但要积极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而且要站在第一线，成为抗日 的中坚力量。”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们才含着泪水，脱下旧军帽， 珍藏在身边，换上新发下的军帽，有的还将帽徽涂成红色。

　　1939年陈毅在《悼念黄道》一文中指出：“1935年春，方 志敏殉难以后，一面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转为游击区，一面是抗日 先遣队转为游击部队，东南半壁的领导责任完全落在黄道一个人身 上。在三年游击战争环境中，黄道尽了他毕生的绝大努力，也发挥 了无比的革命天才。浙东南、赣东北、闽北三大地区的党务、军事、政治、 诸工作，都在闽赣省委领导之下进行的，黄道恰恰是省委的领 导重心。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况下，在进攻者的长年的包剿下， 黄道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 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日 战争之爆发，这是黄道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送别五团的们，黄道登上开往南昌的列车，踏上新的征 途。车窗外的景色飞快变化，脑海里思潮激烈翻腾。他依窗南望峰峦叠 嶂的武夷山脉，深深怀念三年游击战争中生死与共的战友，特别是那些 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先烈——指挥果断，沉着冷静的独立师政委吴先喜， 英勇顽强、威震敌胆的独立师师长黄立贵，还有温卿绍、陈一、卢文卿、 黄怀仁、彭喜财、叶全兴、祝为根、李娜杰、洪坤元、吕生仔以及其他 许多，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名字 将同武夷山一样，天长地久，永存人间。

　　他也想到了妻子吴品秀和尚未见面的孩子。三年，整整三年，天各 一方，时刻都怀念他们，但始终无法得到他们的消息。回忆黎川分手时 她那依依惜别的眼神，回顾她数十年患难与共的纯真爱情，感谢她茹苦 含辛，抚老育小和对自己从事革命事业的支持，想到杨良生带来她被大 刀会杀害噩耗时的内心悲痛。现在，只能用更加勤奋的工作，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其实，我母亲没有遇害，而是流落在福建宁化，直到1950 年才得知她的下落，1988年4月逝世)。

　　在河口大同旅社里。见到了父亲的灵柩，想到他一生奋斗，壮志未 酬，壮年早逝。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潸然泪下，失声痛哭。据他身边的告诉我，父亲临终前，曾愤怒地拍着床板，大骂蒋介石妥 协、投降。他临终的遗言是：“革命到底。抗战到底!”当时已有种种 迹象表明，这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案。我曾向项英、陈毅、曾山等领导同 志汇报过，但尚无充分的证明。直到解放后才彻底查清，是特务 借治病之机，将父亲杀害了。谋杀的主要凶手特务分子黄玉成、 吕鹤年，已于1950年被我人民政府处决。

　　皖南事变之后，反动派出于对黄道刻骨的仇恨和极端 的畏惧，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进攻福建省委时，竟将黄道的墓 茔撬开，砍断遗体，抛尸山间，以此来发泄对的仇恨，威吓革命 老区的人民。但老区群众没有被压服，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地将黄道同 志的忠骸一件件收敛起来，重新安葬好。为此，陈毅1943年在《悼 念黄道》一文的《附记》中，严正地质问反动派：“据闽北 党报告，皖南事变以后，军队进入闽北山区。搜山时，竟将黄道 的坟墓撬开，断其首以去。哼!反动派勇于对内报复精神，可谓登 峰造极!我必须在此补上一句，请国人公判：这究竟是反动派的胜利， 还是员黄道的胜利?”毫无疑问，这是员黄道的胜利! 黄道永远活在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心中!